无政府主义与广东共产党

部分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如劉思復、熊成基、劉師培等皆幾乎完全接受從日本傳到中國的「支那本部即中國」概念（梁啟超後來把「支那本部」改為「中國本部」），並以該概念為言行之準。一些學者如柯象峰把「中國本部」當作學術分析概念和分析單位進行構建。1934年，中國歷史學家顧頡剛發文說：「我們的東鄰（日本）蓄意侵略我們，造了本部一名來稱呼我們的十八省，暗示我們邊陲之地不是原有的，我們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們的麻醉。」大部分學者此後放棄使用這個概念[7][8]。 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85%83%E6%B8%85%E9%9D%9E%E4%B8%AD%E5%9C%8B%E8%AB%96 无政府主义与广东共产党 https://dgds.sun0769.com 2016年03月17 11:03 曾庆榴 大家好！我在这里作一个简要发言，袁振英曾是个无政府主义者，我讲这个题目，与纪念袁振英也有关系。我简单谈几点认识： 一、广东是无政府主义传播早、分子活跃的地方。广东早期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，是刘思复(师复)，是孙中山的同乡，是一位有坚定的无政府主义信仰、纯洁的道德操守，在理论上、组织上对安那其主义贡献甚多的人物。他死得早，但后来各地的安那其主义者，均受过他的影响。师复思想的光点，不在于对未来社会的描述，而在于他对并非出于中国传统的自由主义的理解与引进，在于他极端反对强权与专制主义。而安那其主义在行动上、实践上的可贵之点，是他们深入民间，特别是较早与中国工人发生了联系，又特别是在中国的机器工人中建立了组织基础。广东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，从广州转移到澳门，又到上海，部分又转至福建漳州，部分还发展至南洋各地。这些人联系了众多的知识精英，他们办有刊物，开展了诸多的活动。在中国无政府主义传播史上，师复的地位与影响，应在吴稚晖、刘师培这些人之上。踏着师复的足迹前行者不乏其人，不但有刘石心、郑佩刚、黄尊生、黄凌霜、梁冰弦、梁一余、尉克水、袁振英、俞秀松、华林、叶天底、叶纫芳、金九等，还有吴玉章、陈延年这些人。甚至在湖南的毛泽东，也是信仰过无政府主义的。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史料说：“1912年5月晦鸣学社发起于广州，是为中国内地传佈无政府主义之第一团体。” “广州固吾党(无政府主义)之一小纪念地也。” “呜呼，广州者，非此主义(无政府主义)输入支那较先之地乎，又非吾党同志多数之产地乎……”师复在1914年就使用了“共产党”的名称。故无政府主义者是有可能与中共的建党先驱者们走到一条道上来的，这些情况，是值得做中共建党史的朋友重视的。 二、“安”(安那其主义)、“马”（马克思主义）合流。这里想简要地介绍无政府主义者与中共建党先驱者初期交往、合作的情况。 粗线条的表述是这样── 晦鸣学社迁移上海后两年(1915年)，师复病逝。1920年春间，俄人布鲁威Broway通过读《民声》的世界语版，知悉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活动的情况，致信无政府主义者。郑佩刚把布氏的信寄于北大黄凌霜，黄约同陈独秀、李大钊与布氏在天津叙话几回。是年5月，俄人斯脱洛米斯基(Stromisky)携同杨明斋南下上海，在陈独秀寓所集会，成立“社会主义者同盟”。“同盟”在北京出版《劳动音》，在上海出版《劳动界》，在广州出版《劳动者》，这三个周刊是无政府主义者、马克思主义者合作的姐妹刊物。印刷陈望道译《共产党宣言》的“又新印刷所”，是以“晦鸣学社”的印刷器材为基础而办的。华南“社会主义者同盟”在陈炯明军队的驻地福建漳州，开辟了一个可观的阵地。1920年秋粤军由闽返粤，漳州“同盟”成员先后返回广州。是时，俄人米诺尔(Ｋ·Ａ·斯托扬诺维奇)与别斯林在黄凌霜的推荐、陪伴之下抵达广州，与梁冰弦、区声白、黄尊生、刘石心等经过一段接触之后，成立了“广东共产党”。 以上有三个关键词：一、“俄人Stromisky”，即斯脱洛米斯基；二、“社会主义者同盟”；三、“广东共产党”(在广州市面散发的传单中，还出现过“共产党广州部”的名称)。上述史料主要出于梁冰弦的《解放别录》和郑佩刚所述、所撰；袁振英1920年10月5日至罗素信，自署“中国无政府主义──社会主义同盟秘书”。然而，以上“Stromisky”和“社会主义者同盟”两个名称，因目前还未显现于俄共的解密档案，或者有人会认为史料的分量不够。但梁冰弦之作1951年发表于香港，而郑佩刚所述、所撰，成于1964年，他们二人所写、所述，大体上可以互相印证。因此，我总的看法是，斯脱洛米斯基(Stromisky)来华和“社会主义者同盟”的存在，不应轻易否定；而“广东共产党”(“共产党广州部”)则确实存在过，米诺尔、别斯林参与了其中的活动。这是继师复使用“无政府共产党”（1914年）的名称以后，于1920年秋在广州成立的、以“共产党”命名的组织。这个“党”的存在，有史可证，不应视而不见。“安”、“马”有过一度合作，尽管是短暂的，但却是事实。 三、“安”、“马”分流。有人认为斯脱洛米斯基(Stromisky）与魏金斯基是同一个人，有的出版物对斯氏的介绍就是这样说的，例如人民出版社《“一大”前后（二）》将郑佩刚所说“俄人Stromisky”，直接写成“俄人维经斯基”。但据梁冰弦说，斯脱洛米斯基早于魏金斯基来华，将这两个人说成是同一人，看来是搞错了。 按目前所知的史料判断，“安”、“马”合作的促成者，是斯脱洛米斯基(Stromisky)；而“安”、“马”分流的制造者，是魏金斯基。梁冰弦写道：“代表第三国际留在上海的斯脱洛米斯基奉召回去，莫斯科改派倭挺斯基来沪”。魏氏来华之后，决定解散“社会主义者同盟”，迳行组织共产党。华北、华中“社会主义者同盟”的解散，上海共产党成立，乃是与此关连着的。 然而在广州，解散“社会主义者同盟”和直接组织共产党，却遇到了困难和阻力，主要是因为广州无政府主义者人数比较多，影响较大。这时，陈独秀已经来到广州，他与无政府主义者有过接触，讨论过一些问题，希图增进彼此的关系。陈独秀感到按魏氏的主张办，有相当的难度。而魏氏却急于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。于是，魏金斯基拿定主意，亲自来广州，亲手操盘，召开“安”、“马”分流会议。梁冰弦在他的文章中，还写了一条很值得重视的史料：对这次会议，“惟陈独秀预日托故离开广州作短程旅行，避不出席。”魏金斯基当时来过广州(1921年1月)，是见诸文字记载的。 就这样，“安”、“马”分流已成定局，双方短暂的合作，已经成为历史。这些情况，我就不多说了。 读各种中共党史著述，可知过去许多人都对“安”、“马”分流，都作过肯定的评述。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决裂，对共产党的建立和健康发展，起了重要的作用。然而揆诸史乘，我们却发现分流也对中共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。师复一代安那其主义者对引进自由社会主义所作的努力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以及他们的品行操守，都有值得肯定之处。师复死后的无政府主义者当中，也不乏有志于社会改造、多年来热心于劳动运动的人士。俄人魏金斯基一手策划，并由他亲自操盘、督办的广州“安” 、“马”分流，显而易见，将一批虽然思想信仰不同但却是热心于工人运动的人“分”了出去。受他们影响的那批机器工人，跟着也分离出去了。成立时间较长的“广东机器工会”，从此脱离了共产党的影响，并且越走越远。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，刚成立的时候却未能掌握那批机器工人──现代产业工人，其损失是不言而喻的，这对后来广州工人运动，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。 （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）